没有"粉碎四人帮"，中国后来会怎样？
历史不能改写，不等于历史不能假设，因为历史在成为历史之前，几乎无一例外的存在多种演变的可能性，可能性最大的那种，也并不见得成为其后的既成事实；非假设，不足以推演历史的多种演变可能、不足以对具体历史事件及其成因后果进行具体、全面、透彻的分析，"以史为鉴"就会成为空话。
1976年九、十月间的中国，处于毛泽东死后的重大抉择的历史十字路口，本文尝试推演当时的一种历史走向，即：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中国后来会怎样？
要推演这种走向，先要看这种走向当时是否可能，既当时能够影响历史的关键人物，是否存在不粉碎四人帮的选择。答案是肯定的，1976年10月，唯一有能力抓捕"四人帮"的关键人物华国锋并没有抓捕"四人帮"的被迫，因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当时并没有蓄谋推翻华国锋的行为，江青等人以邓小平等元老为敌人，从来没有把"老实人"华国锋当作铲除的对象。因此，清除四人帮并非华国锋为了自保的必选项。
许多人认为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是出于忧国忧民，说什么当时为了救国，就必须清除极左势力云云，这完全是事后聪明的牵强附会：华国锋一直忠于毛泽东路线，其上台后高举"两个凡是"，继续"抓纲治国"，其政见和政策与"四人帮"有什么本质区别？可见，"粉碎四人帮"与"救国"根本无关。
因此，华国锋抓捕四人帮，完全是一次"额外"行动，而非必须选择。事实上，搞掉江青以求自保的人是汪东兴，因为汪东兴与江青不合，江青作风又素来飞扬跋扈、睚眦必报，汪担心毛泽东死后，江青会算他的帐；因此，汪东兴就以支持华国锋取代江青当一把手为利诱，怂恿华合伙政变。尽管汪东兴有搞掉江青必需，但若没有华国锋的合伙，汪东兴既不敢、也无能"粉碎四人帮"：汪东兴当时虽然身为中央警卫局局长，掌握御林军枪杆子，但其人连常委也不是，在党内资历平平，名器和权威都无以服众，也无法影响北京卫戌部队，汪东兴如果个人莽撞起事，必然后果很严重、下场很难看。因此，如果没有当时中央警卫局局政委华国锋的连署，汪东兴决不敢调动八三四一部队政变。
可见，不"粉碎四人帮"的选择完全存在，而且是"正选"（"合法"选择）；因此，不粉碎"四人帮"的中国历史走向不仅有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
但是，可能性很大的事情经常不会发生，可能性不大的变化反倒成为事实，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汪东兴的竭力鼓动下、在叶剑英、陈云等元老的怂恿下，华国锋利令智昏地实施了"粉碎四人帮"的宫廷政变。表面上看，华国锋、汪东兴等人通过政变成功夺权，实际上，备受"四人帮"势力压制的邓小平、陈云等元老才是"粉碎四人帮"的最大获益者：华国锋的政变，让本来无望的老东西们死灰复燃、咸鱼翻身，为其卷土重来敞开了大门。
总之，"粉碎四人帮"并非历史必然，其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华国锋的愚蠢；如果当时华国锋少一份贪心、多一点眼光，"粉碎四人帮"就不会发生。
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中共政权这台庞大的机器，将以巨大的惯性，按照毛泽东生前主导的方向继续运转。依照毛泽东的交班指示，江青将在1976年十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共党主席、张春桥任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王洪文任人大委员长、华国锋任总理和党的副主席、毛远新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监视华国锋、姚文元进常委，掌控全国宣传舆论机器、铁杆毛派陈锡联出任军委主席。
在这样一个权力格局下，叶剑英被边缘化、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先念、王震、薄一波等元老没有任何掌权或"复出"的机会。
全面掌权的"四人帮"势力，必将继续毛泽东文革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明确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对象就在共产党内，把限制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和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这势必带来如下发展变化：
继续党内残酷路线斗争继续，没有华国锋的破局，邓陈派势力根本无法翻身，将彻底沦为"继续革命"的对象；因为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人的资历在"四人帮"之上，成为江青等毛派新贵的头号威胁和巩固权力的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事实上，江青早欲清除邓小平等元老，邓小平、陈云等人，之所以在文革中未被整死，全因为毛泽东的"留一手"，毛泽东死后，这些老东西们的身家性命已经操纵在四人帮的手里，没有了毛泽东的手下留情，邓小平作为"党内最大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右倾翻案风幕后黑手"，一定会被被永远开除出党，邓与其走资派骨干分子彭真、杨尚昆、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将被押送南方老少边穷地区改造，邓小平本人很有可能被活活整死。叶剑英、陈云等内心否定文革的正统共产党党徒，因其圆滑可能会躲过挨整的命运，但因叶并不为毛泽东放心、陈云更被毛贴上了"此人一贯右倾，不能重用"的标签，因此会被四人帮打入冷宫，或送去"养病"，政治生命提前结束。
在宣教文化上，中共政权将继续造神运动，国家宣传机器将掀起对新党魁江青的个人崇拜运动，以神化毛泽东的方式来神化江青；对外继续闭关锁国，老百姓在八十年代继续受到彻底洗脑，他们既没有八十年代反思文革的启蒙、也没有因对比台湾、美国生活水平的梦醒，从而仍然普遍沉醉在平均主义的幸福感当中，沦为象今天朝鲜民众那样的重度愚民。
经济上，"四人帮"统治集团肯定继续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
"一大二公"是一种缺少利益驱动的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人既没有创造的积极性，也没有破坏的积极性；这一方面必然造成效益低下、浪费严重、经济发展迟滞，一方面，也不会出现随"改革开放"而来的严重的资源流失、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老百姓生活贫穷但平均，但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没有显着的官民差别；计划经济的短缺和配给制性质，杜绝了官僚集团整体性贪污腐败的可能；由于缺乏发展房地产和城市化的动力，中国决不会出现今天极其恶劣野蛮的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现象。
因为计划经济具有这些特点，因此如果由"四人帮"来统治，中国决不会有尖锐的官民矛盾和深重的社会仇恨；由于几乎人人缺乏额外的牟利渠道，老百姓也不容易产生因攀比而来的奢望和欲求，而容易保持心理平衡；在"四人帮"统治下，中国不会出现愈演愈烈、无法收拾的假钞、假货、劣质产品，决不会出现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害人夺命甚至连婴儿都不放过的"三鹿"式有毒有害食品的泛滥成灾！在政治以外的领域，道德和社会风气决不会象今天这样整体败坏、极度扭曲、积重难返。
在"四人帮"的统治下，中国社会不会有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痛苦。
在社会生活上，"四人帮"肯定会保留"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样的"文革成果"；在"群众监督"下，一方面意识形态高压继续，人们战战兢兢，生怕一不小心"说错话"，另一方面官僚干部队伍也不敢太造次、太张狂、太贪婪，以免因经济、作风问题遭群众揪斗。
文化娱乐上"四人帮"会继续奉行文革时期的禁欲主义，大搞样板戏、农村社教、严禁外国"精神污染"。这一方面会维持民众的愚昧，导致一些群体，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整体性压抑和精神苦闷；另一方面，"四人帮"也不会象邓小平那样汲纳资本主义社会最坏的东西，物欲横流及黄、赌、毒等资本主义社会的糟粕不会如今天这样浸透中国社会压抑、苦闷，也不会有性病和艾滋病的泛滥。
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民众固然政治愚昧，但情趣不会被完全转移到经济娱乐声色犬马上去，不会形成今天广泛存在的政治冷漠的"经济动物"。
"四人帮"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必定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决不会给被毛泽东打倒的人平反。由于当年刘少奇、邓小平"当权派集团"基本上被打倒，其他革命元老因毛的"不放心"而普遍遭到排斥，他们的子女不可能受到重用；为了加强对老革命势力的压制，为自己打造牢固的权力基础，江青等人必需启用和提拔大批年轻干部，如此发展，就不可能形成后来以中共元老子弟为核心的庞大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太子党集团。以"四人帮"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既不可能有宪政民主化的意识，也没有今天中共这种疯狂对抗自由民主的巨大利益驱动。
由于"四人帮"治下不可能有"平反"，中国也就不会有"计划生育"，因为中国"计划生育"的权威鼓吹者马寅初是被毛泽东亲自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中国的马尔萨斯"，毛泽东还从独裁者需要人力和炮灰的角度出发，亲自否定计划生育理论，他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
毛泽东一生中虽然做了许多错事，但否定计划生育是正确的；四人帮上台后，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必然继续毛泽东的人口政策，拒绝计划生育。
没有计划生育，中国就不会形成"计生"系统这样一个危害中国人种族命根子的、顽固对抗政治改革的、巨大的既得利益新集团；中国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强迫堕胎、结扎的新罪恶、就没有今天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性别严重失调、家庭伦理败坏、亲族断层、独生子女心理和性格缺陷、足球等激烈对抗型大球体育项目崩溃、劳动力短缺等系列严重问题和恶性循环；没有计划生育造成的恶果和恶性循环，今天的中国社会将是一个年轻人众多、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社会，而决不会沦为今天这种"未富先老"、暮气沉沉、积重难返的社会。
综上所述，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中共将继续领袖独裁的专制统治方式，不会形成寡头共治的稳定局面，中共高层残酷的路线斗争将继续，并且随最高权力的交接班而激烈化，造成周期性的政治危机，如果碰上全面经济危机，这种周期性的政治危机很容易成为政权崩溃的导火索。
而在"四人帮"的统治下，全面经济危机一定会到来，因为"四人帮"坚持的"一大二公"经济，效益差、增长慢，无法满足人口日益增长带来的物质需求；由于彻底废弃市场功能，计划经济无法象市场经济那样自发调节人口数量，"四人帮"既坚持计划经济，又拒绝计划生育，结果必然造成人口迅速增长，造成计划经济社会不能承受的住房、就业、粮食、医疗、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压力，表现出来的就是物质极度短缺、商店空空荡荡、抢购成风、彻夜排队购买物成为普遍现象…这时候，中共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洗脑就会大打折扣，就会人心思变。如果刚好在这个时候，在中共高层残酷路线斗争中即将失败的一方，为求自保而"发动群众"，或者索性破罐破摔，揭穿中共老底…就很容易点燃全面的社会动乱，"四人帮"素来在军队中缺乏权威，一旦全面的社会动乱暴发，他们不太可能象邓小平那样成功上演"六四平暴"，中国极可能陷入"乱党乱军"超文革乱局；没有了毛泽东，文革的重演意味着中共的垮台。
即使没有因高层路线斗争引发的社会动乱，经济的危机也会导致中共政权瓦解。一旦经济恶化到彻夜排队也买不到生活必需品的地步，必然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骚乱，甚至引发对国家仓库、基地、列车的哄抢，最终必然引发军队哗变、政权垮台。
有人以朝鲜为例，来证明奉行"极左路线"的共产政权更稳固、经济危机不会导致共产政权垮台，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第一，朝鲜面积只有山东省那么大，人口仅两千多万，控制朝鲜相对容易得多，中、朝之间缺乏可比性；第二，朝鲜所需的粮食和能源可以依赖国际援助：事实上，朝鲜的军粮和军用能源大部分依赖中国供给，其共产政权因此得以苟延残喘；若没有中共国和俄罗斯扶持，朝鲜连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饥荒都熬不过去。
朝鲜政权可以依赖外援维持，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依赖谁？
就算没有严重的经济危机，"四人帮"统治下的中国也比走上邓、陈路线的中国容易变天。因为没有"改革开放"，中共官僚集团的特权就无法市场化，就不会形成今天死硬阻碍任何体制性变革的庞大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民主化变革，对于今天的中共权贵来说，是你死我活的根本利益问题；而对计划经济下的中共官僚来说，主要是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没有尝过特权市场化甜头的毛共官僚集团，其对民主化变革的抗拒会比今天的中共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小得多。"四人帮"统治下的贫困、意识形态的逐渐破灭、政治斗争的无休无止和残酷，必然使得官、民普遍产生一致的厌倦心和逆反心：在残酷斗争缺乏保障的官僚们，除了特权待遇，没有致富渠道和其他出路，他们因渴望安全和权力资本化而向往变天，老百姓因渴望改善生活也向往变天，而且，由于没有形成声色犬马的社会风气，无论官民，都留有政治关注的热情，追求社会变革的激情火焰容易点燃…这种官民一致的向往，会形成破局的巨大张力，导致一夜之间红旗落地。
当年的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都没有类中共国经济改革；东欧"卫星国"中，除了匈牙利之外，也没有"新思维"政治改革，东德的昂纳克、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捷克的雅克什、阿尔巴尼亚的阿利雅，都是僵化顽固的共产党党棍，没有任何"新思维"，结果，这些国家更左更顽固的共产党，反而比开明的苏共更快垮台。
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中国肯定没有"改革开放"和八十年代的复兴局面，但也不会有"六四"屠杀了，中共政权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影响下、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与前苏、东共产政权一同垮台。今天的中国，至少已经是一个具有很大可塑性的半独裁政权，类蒋介石大陆政权和普京政权，中国经济将完全市场化、社会充满活力，中国决不会呈现今天这种旧患新疾并发、病入膏肓、社会严重扭曲、危机积重难返的极端恶劣局面，面临分疆裂土、社会崩溃、民族消亡的难以解救的厄运！
"长痛不如短痛"，如果早知道这两种不同的结果，中国与其让邓小平、陈云放松枷锁再折腾上几十年，搞到大局崩坏、不可收拾的地步，倒还不如让毛共势力多统治十多年，然后一举彻底摆脱共产枷锁更好。
极左反而会导致更快变天、更好的结局，这听起来起来象一个巨大的悖论，简直难以置信，实际上这符合一条来自中国的古老真理，那就是"物极必反"。
曾节明 成稿于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中午
1976年九、十月间的中国，处于毛泽东死后的重大抉择的历史十字路口，本文尝试推演当时的一种历史走向，即：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中国后来会怎样？
要推演这种走向，先要看这种走向当时是否可能，既当时能够影响历史的关键人物，是否存在不粉碎四人帮的选择。答案是肯定的，1976年10月，唯一有能力抓捕"四人帮"的关键人物华国锋并没有抓捕"四人帮"的被迫，因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当时并没有蓄谋推翻华国锋的行为，江青等人以邓小平等元老为敌人，从来没有把"老实人"华国锋当作铲除的对象。因此，清除四人帮并非华国锋为了自保的必选项。
许多人认为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是出于忧国忧民，说什么当时为了救国，就必须清除极左势力云云，这完全是事后聪明的牵强附会：华国锋一直忠于毛泽东路线，其上台后高举"两个凡是"，继续"抓纲治国"，其政见和政策与"四人帮"有什么本质区别？可见，"粉碎四人帮"与"救国"根本无关。
因此，华国锋抓捕四人帮，完全是一次"额外"行动，而非必须选择。事实上，搞掉江青以求自保的人是汪东兴，因为汪东兴与江青不合，江青作风又素来飞扬跋扈、睚眦必报，汪担心毛泽东死后，江青会算他的帐；因此，汪东兴就以支持华国锋取代江青当一把手为利诱，怂恿华合伙政变。尽管汪东兴有搞掉江青必需，但若没有华国锋的合伙，汪东兴既不敢、也无能"粉碎四人帮"：汪东兴当时虽然身为中央警卫局局长，掌握御林军枪杆子，但其人连常委也不是，在党内资历平平，名器和权威都无以服众，也无法影响北京卫戌部队，汪东兴如果个人莽撞起事，必然后果很严重、下场很难看。因此，如果没有当时中央警卫局局政委华国锋的连署，汪东兴决不敢调动八三四一部队政变。
可见，不"粉碎四人帮"的选择完全存在，而且是"正选"（"合法"选择）；因此，不粉碎"四人帮"的中国历史走向不仅有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
但是，可能性很大的事情经常不会发生，可能性不大的变化反倒成为事实，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汪东兴的竭力鼓动下、在叶剑英、陈云等元老的怂恿下，华国锋利令智昏地实施了"粉碎四人帮"的宫廷政变。表面上看，华国锋、汪东兴等人通过政变成功夺权，实际上，备受"四人帮"势力压制的邓小平、陈云等元老才是"粉碎四人帮"的最大获益者：华国锋的政变，让本来无望的老东西们死灰复燃、咸鱼翻身，为其卷土重来敞开了大门。
总之，"粉碎四人帮"并非历史必然，其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华国锋的愚蠢；如果当时华国锋少一份贪心、多一点眼光，"粉碎四人帮"就不会发生。
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中共政权这台庞大的机器，将以巨大的惯性，按照毛泽东生前主导的方向继续运转。依照毛泽东的交班指示，江青将在1976年十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共党主席、张春桥任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王洪文任人大委员长、华国锋任总理和党的副主席、毛远新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监视华国锋、姚文元进常委，掌控全国宣传舆论机器、铁杆毛派陈锡联出任军委主席。
在这样一个权力格局下，叶剑英被边缘化、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先念、王震、薄一波等元老没有任何掌权或"复出"的机会。
全面掌权的"四人帮"势力，必将继续毛泽东文革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明确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对象就在共产党内，把限制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和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这势必带来如下发展变化：
继续党内残酷路线斗争继续，没有华国锋的破局，邓陈派势力根本无法翻身，将彻底沦为"继续革命"的对象；因为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人的资历在"四人帮"之上，成为江青等毛派新贵的头号威胁和巩固权力的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事实上，江青早欲清除邓小平等元老，邓小平、陈云等人，之所以在文革中未被整死，全因为毛泽东的"留一手"，毛泽东死后，这些老东西们的身家性命已经操纵在四人帮的手里，没有了毛泽东的手下留情，邓小平作为"党内最大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右倾翻案风幕后黑手"，一定会被被永远开除出党，邓与其走资派骨干分子彭真、杨尚昆、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将被押送南方老少边穷地区改造，邓小平本人很有可能被活活整死。叶剑英、陈云等内心否定文革的正统共产党党徒，因其圆滑可能会躲过挨整的命运，但因叶并不为毛泽东放心、陈云更被毛贴上了"此人一贯右倾，不能重用"的标签，因此会被四人帮打入冷宫，或送去"养病"，政治生命提前结束。
在宣教文化上，中共政权将继续造神运动，国家宣传机器将掀起对新党魁江青的个人崇拜运动，以神化毛泽东的方式来神化江青；对外继续闭关锁国，老百姓在八十年代继续受到彻底洗脑，他们既没有八十年代反思文革的启蒙、也没有因对比台湾、美国生活水平的梦醒，从而仍然普遍沉醉在平均主义的幸福感当中，沦为象今天朝鲜民众那样的重度愚民。
经济上，"四人帮"统治集团肯定继续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
"一大二公"是一种缺少利益驱动的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人既没有创造的积极性，也没有破坏的积极性；这一方面必然造成效益低下、浪费严重、经济发展迟滞，一方面，也不会出现随"改革开放"而来的严重的资源流失、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老百姓生活贫穷但平均，但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没有显着的官民差别；计划经济的短缺和配给制性质，杜绝了官僚集团整体性贪污腐败的可能；由于缺乏发展房地产和城市化的动力，中国决不会出现今天极其恶劣野蛮的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现象。
因为计划经济具有这些特点，因此如果由"四人帮"来统治，中国决不会有尖锐的官民矛盾和深重的社会仇恨；由于几乎人人缺乏额外的牟利渠道，老百姓也不容易产生因攀比而来的奢望和欲求，而容易保持心理平衡；在"四人帮"统治下，中国不会出现愈演愈烈、无法收拾的假钞、假货、劣质产品，决不会出现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害人夺命甚至连婴儿都不放过的"三鹿"式有毒有害食品的泛滥成灾！在政治以外的领域，道德和社会风气决不会象今天这样整体败坏、极度扭曲、积重难返。
在"四人帮"的统治下，中国社会不会有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痛苦。
在社会生活上，"四人帮"肯定会保留"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样的"文革成果"；在"群众监督"下，一方面意识形态高压继续，人们战战兢兢，生怕一不小心"说错话"，另一方面官僚干部队伍也不敢太造次、太张狂、太贪婪，以免因经济、作风问题遭群众揪斗。
文化娱乐上"四人帮"会继续奉行文革时期的禁欲主义，大搞样板戏、农村社教、严禁外国"精神污染"。这一方面会维持民众的愚昧，导致一些群体，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整体性压抑和精神苦闷；另一方面，"四人帮"也不会象邓小平那样汲纳资本主义社会最坏的东西，物欲横流及黄、赌、毒等资本主义社会的糟粕不会如今天这样浸透中国社会压抑、苦闷，也不会有性病和艾滋病的泛滥。
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民众固然政治愚昧，但情趣不会被完全转移到经济娱乐声色犬马上去，不会形成今天广泛存在的政治冷漠的"经济动物"。
"四人帮"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必定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决不会给被毛泽东打倒的人平反。由于当年刘少奇、邓小平"当权派集团"基本上被打倒，其他革命元老因毛的"不放心"而普遍遭到排斥，他们的子女不可能受到重用；为了加强对老革命势力的压制，为自己打造牢固的权力基础，江青等人必需启用和提拔大批年轻干部，如此发展，就不可能形成后来以中共元老子弟为核心的庞大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太子党集团。以"四人帮"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既不可能有宪政民主化的意识，也没有今天中共这种疯狂对抗自由民主的巨大利益驱动。
由于"四人帮"治下不可能有"平反"，中国也就不会有"计划生育"，因为中国"计划生育"的权威鼓吹者马寅初是被毛泽东亲自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中国的马尔萨斯"，毛泽东还从独裁者需要人力和炮灰的角度出发，亲自否定计划生育理论，他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
毛泽东一生中虽然做了许多错事，但否定计划生育是正确的；四人帮上台后，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必然继续毛泽东的人口政策，拒绝计划生育。
没有计划生育，中国就不会形成"计生"系统这样一个危害中国人种族命根子的、顽固对抗政治改革的、巨大的既得利益新集团；中国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强迫堕胎、结扎的新罪恶、就没有今天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性别严重失调、家庭伦理败坏、亲族断层、独生子女心理和性格缺陷、足球等激烈对抗型大球体育项目崩溃、劳动力短缺等系列严重问题和恶性循环；没有计划生育造成的恶果和恶性循环，今天的中国社会将是一个年轻人众多、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社会，而决不会沦为今天这种"未富先老"、暮气沉沉、积重难返的社会。
综上所述，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中共将继续领袖独裁的专制统治方式，不会形成寡头共治的稳定局面，中共高层残酷的路线斗争将继续，并且随最高权力的交接班而激烈化，造成周期性的政治危机，如果碰上全面经济危机，这种周期性的政治危机很容易成为政权崩溃的导火索。
而在"四人帮"的统治下，全面经济危机一定会到来，因为"四人帮"坚持的"一大二公"经济，效益差、增长慢，无法满足人口日益增长带来的物质需求；由于彻底废弃市场功能，计划经济无法象市场经济那样自发调节人口数量，"四人帮"既坚持计划经济，又拒绝计划生育，结果必然造成人口迅速增长，造成计划经济社会不能承受的住房、就业、粮食、医疗、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压力，表现出来的就是物质极度短缺、商店空空荡荡、抢购成风、彻夜排队购买物成为普遍现象…这时候，中共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洗脑就会大打折扣，就会人心思变。如果刚好在这个时候，在中共高层残酷路线斗争中即将失败的一方，为求自保而"发动群众"，或者索性破罐破摔，揭穿中共老底…就很容易点燃全面的社会动乱，"四人帮"素来在军队中缺乏权威，一旦全面的社会动乱暴发，他们不太可能象邓小平那样成功上演"六四平暴"，中国极可能陷入"乱党乱军"超文革乱局；没有了毛泽东，文革的重演意味着中共的垮台。
即使没有因高层路线斗争引发的社会动乱，经济的危机也会导致中共政权瓦解。一旦经济恶化到彻夜排队也买不到生活必需品的地步，必然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骚乱，甚至引发对国家仓库、基地、列车的哄抢，最终必然引发军队哗变、政权垮台。
有人以朝鲜为例，来证明奉行"极左路线"的共产政权更稳固、经济危机不会导致共产政权垮台，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第一，朝鲜面积只有山东省那么大，人口仅两千多万，控制朝鲜相对容易得多，中、朝之间缺乏可比性；第二，朝鲜所需的粮食和能源可以依赖国际援助：事实上，朝鲜的军粮和军用能源大部分依赖中国供给，其共产政权因此得以苟延残喘；若没有中共国和俄罗斯扶持，朝鲜连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饥荒都熬不过去。
朝鲜政权可以依赖外援维持，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依赖谁？
就算没有严重的经济危机，"四人帮"统治下的中国也比走上邓、陈路线的中国容易变天。因为没有"改革开放"，中共官僚集团的特权就无法市场化，就不会形成今天死硬阻碍任何体制性变革的庞大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民主化变革，对于今天的中共权贵来说，是你死我活的根本利益问题；而对计划经济下的中共官僚来说，主要是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没有尝过特权市场化甜头的毛共官僚集团，其对民主化变革的抗拒会比今天的中共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小得多。"四人帮"统治下的贫困、意识形态的逐渐破灭、政治斗争的无休无止和残酷，必然使得官、民普遍产生一致的厌倦心和逆反心：在残酷斗争缺乏保障的官僚们，除了特权待遇，没有致富渠道和其他出路，他们因渴望安全和权力资本化而向往变天，老百姓因渴望改善生活也向往变天，而且，由于没有形成声色犬马的社会风气，无论官民，都留有政治关注的热情，追求社会变革的激情火焰容易点燃…这种官民一致的向往，会形成破局的巨大张力，导致一夜之间红旗落地。
当年的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都没有类中共国经济改革；东欧"卫星国"中，除了匈牙利之外，也没有"新思维"政治改革，东德的昂纳克、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捷克的雅克什、阿尔巴尼亚的阿利雅，都是僵化顽固的共产党党棍，没有任何"新思维"，结果，这些国家更左更顽固的共产党，反而比开明的苏共更快垮台。
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中国肯定没有"改革开放"和八十年代的复兴局面，但也不会有"六四"屠杀了，中共政权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影响下、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与前苏、东共产政权一同垮台。今天的中国，至少已经是一个具有很大可塑性的半独裁政权，类蒋介石大陆政权和普京政权，中国经济将完全市场化、社会充满活力，中国决不会呈现今天这种旧患新疾并发、病入膏肓、社会严重扭曲、危机积重难返的极端恶劣局面，面临分疆裂土、社会崩溃、民族消亡的难以解救的厄运！
"长痛不如短痛"，如果早知道这两种不同的结果，中国与其让邓小平、陈云放松枷锁再折腾上几十年，搞到大局崩坏、不可收拾的地步，倒还不如让毛共势力多统治十多年，然后一举彻底摆脱共产枷锁更好。
极左反而会导致更快变天、更好的结局，这听起来起来象一个巨大的悖论，简直难以置信，实际上这符合一条来自中国的古老真理，那就是"物极必反"。
曾节明 成稿于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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